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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个地区从自然环境整体来看各不相同,但却奇迹般地产生了人类早期的文明。这其中我们除去偶然原因不谈,究其实质原因,只有河流的贯穿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尼罗河的存在,沙漠大陆非洲不可能产生根植于“绿色走廊”之上的古埃及;如果没有两河的浇灌,美索布达米亚平原绝不是苦苦寻觅安居乐业之地的苏美尔人的住足之处;如果没有印度河、恒河的水利,次大陆不可能产生发达的农耕;而如果没有黄河,
华夏祖先至多只能成为蒙昧的游牧部落。
人类社会早期对以河流为主的先天环境有着很强的依赖,只有在基本生存条件有了保障之后,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的文化才可以在社会实践中产生,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类早期文化的产生和分布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河流的分布为主体的,虽然水不是人类文化产生的唯一条件,但由于人类早期的社会活动是以农耕为主的基本生存生产,因此无论从哪些方面讲,对于水的依赖却是不可替代的。
如果说早期人类有意识地寻求水资源丰富的地区做为一切活动的中心只是初步认识到水对人类生存的必要性,那么当农耕生产的形势得到稳定和发展之后,古代人类已不再满足于完成生存所必需的基本生产了,他们转而以主观能动的方式进一步认识水,从而求得社会的进步与文化的发展。
河流虽然为古代人类的生存与生产带来了众多的有利之处,然而河水定期或无常的泛滥也使人们饱尝水患之苦,生存与发展带来的物质条件的高要求,终于促使人类迈出了向自然挑战的第一步兴修水利。正是这艰难而又必然的第一步,使人类摆脱了对环境的单纯依赖;也正是这智慧和果敢的第一步,揭开了人类古代文化发展史的新序幕。
古埃及人由国家统一修建主堤坝、蓄水池和运河等大型工程;农民则挖河修渠,引水灌田,排除水患。在尼罗河三角洲上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河渠网络,使农业生产迅速发展。正是在这里,古埃及人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这个历法用于计算尼罗河的涨落期,将全年划分成十二个月,共计三百六十五天,只比现行的太阳历少四分之一天。同时埃及人又按照农作物生产和尼罗河水量变化将一年分成泛滥、播种、收获三季。这些产生于社会实践中的文化成就,充分表现了古埃及文明的进步。在另一方面,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有了象形文字的古埃及人以十进制计数法和金字塔的建造向人们展示了他们在数学、建筑方面卓有成效的建树。而所有这些根植于尼罗河三角洲,产生于古埃及人改造自然、发展生产的社会实践中的文化成就,构成了古埃及文化的主体,向人们诉说着尼罗河与古埃及文明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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